胡先骕赴浙赣采集植物标本
胡先骕入南高农科虽尽心于教学，但教学并非其全部之事业，他还关注植物学研究，拟赴野外采集植物标本。虽然南高也倡导研究，但限于与教学相关之学科之研究，即农学范畴之研究，与植物学尚有一段距离。一般而言，植物学、动物学属理论研究，农学、林学、园艺学、作物学等则属于应用研究，农科关注主要还是应用学科；而采集植物标本，则属基础学科植物学之基础。与植物标本相关联之学科有植物分类学、植物地理学、植物生态学等。南高农科此时之设备中，也有少量植物标本，仅限于农科教学之用，胡先骕欲开展植物学研究，首先想到采集植物标本。
中国植物种类至为丰富，早已为西方学者所重视，在十九世纪之前即已纷纷派人来华采集，有些则长期深入人迹罕至之边远之四川、云南等地，所得标本被运回其雇主所在国，供人收藏研究，往往有惊人之发现。有些来华采集者，还被誉为探险英雄，如赖神父、韩尔礼、傅礼士、亨利、威尔逊（E. H. Wilson）等。当西方人在中国大肆采集时，国人尚不知国土之上有此等令人艳羡之物，更不知其有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直到二十世纪初，近代植物学开始在中国兴起，才开始有人从事采集。先是自日本留学回国者，而首次大规模采集者则推钟观光。1916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聘钟观光为该校副教授，于1918年开始大规模之采集，历时四年，足迹遍及十一省，得植物标本16000多份。这些标本，因钟观光本人对植物学分类学未作精深研究，亦未与西方学者有过多交流，除将广东所采交由菲律宾马尼拉科学研究院之美国著名植物学家梅尔（E．D．Merrill）予以鉴定外，即少有他人研究，因此其采集成绩有限。而其在云南采集也未尽兴，自昆明往西，仅至大理，采集十余日，因遇匪劫而返，若能持久深入，其成绩必更大。
胡先骕来南高之后，1919年开始筹划植物采集。至于胡先骕何时开始关注西人在华采集之事则未知，或者在伯克利分校时已有耳闻，其时也曾阅读来华采集家所写游记之类，如威尔逊《一个博物学家在华西》（1913年出版），激起效仿威尔逊，回国之后也采集植物之雄心。威尔逊来华采集共五次，其中两次系受英国园艺公司之委托，另两次系受美国阿诺德树木园之派遣。阿诺德树木园致力于东亚植物研究，获得中国植物种类是阿诺德派遣威尔逊的原因；威尔逊所得，经阿诺德树木园主任佘坚特（C. S. Sargent）研究，于1913年开始出版《威氏植物》（Plantae Wilsonianae）。1917年胡先骕将其中部分内容译成中文，在《东方杂志》（十五卷八期）发表，名之为《中国西部植物志》；1918年又译其中另一部分，名为《中国西部果品志》，刊于《农商公报》（六卷八期）。此两篇译作还同时刊载于《科学》杂志。《中国西部植物志》一文之“译述者引言”云：
威氏受英京园艺公司之托，往中国西部搜集野生花木果树之可供园艺之用者，于是往来湖北、四川、云南、川边者凡十一年，搜集植物极多，而发现新植物亦数千。即征其于园艺有增加佳美花果莫大之功，植物学已收其伟大之贡献矣。氏所采集之标本，现已为美国哈佛大学植物院考订成书，曰《威氏植物》(Plantae Wilsonianae)，为植物学家不可少之书，惟其价甚昂(约三十余金)。氏另著有《中国西部游记》，其价亦昂，非普通学子所能购，今辄择其中关于植物农林诸篇，译成国语，庶读者于我国天产之富，略知其梗概焉。[1]
两篇译作完成均在胡先骕来南高之前，也可说明其欲采集中国植物在来南高之前已有；还有其于何时得阅《威氏植物》第一卷，或在伯克利留学之时，即获得此价格不菲之图籍，且携之回国。
农科主任邹秉文对胡先骕采集植物之愿望不仅赞同，还协助其筹集经费。胡先骕说：“邹秉文长于宣传，他向人说：胡某能够认一切的植物，你们何不捐些钱，使他去采集呢！因此得了不少的捐款。”[2]校长郭秉文也为之设法，1920年3月9日《张元济日记》：“郭洪生来商三事，其二云：采集植物，以川省为主，滇次之。由植物教员胡步曾担任其事，并分科定名。商务如能合办，并可多得若干份，亦可出售”。[3]于是胡先骕起草《缘起》，并拟订《办法》，征求北京大学、北京与沈阳两高等师范学校之同意，发起兹事。《缘起》可谓是中国植物学者首次阐明采集标本之学术意义，甚为重要，录之如下：
敬启者：
我国地大物博，天产极富。西南数省，群山崱屴，溪谷深邃，奇花异草，实难覼缕。凡世界名花，如梅兰菊牡丹芍药杜鹃秋海棠藏报春等，皆此数省所特产。就川省之杜鹃论，且不下四百余种；至于乔木灌木种类之多，尤非臆想所及。英人威尔逊为英国威聚园艺公司采集可供园艺用之植物多至一千五百种。嗣为哈佛大学采集乔木灌木标本，多至五千种。英人亨利在云南采集植物亦至繁多。吾有宝藏不知，自兴假手他人，宁非大辱。近年我国教育逐渐发达，似宜由全国高等专门以上学校集资遣员前赴川滇一带，采集威尔逊、亨利所已采集与未采集之显花植物标本，为全国树之先声。比由敝校等敦请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植物分类学教授胡君先骕担任此事。胡君为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植物学学士，曾得荣誉毕业，被举为西格马塞科学荣誉学会、白塔恰怕亚华生物学荣誉学会会员。回国后曾任江西庐山森林局副局长。学术经验，均极宏富，于植物种类能一一定其学名；复精深于隐花植物。此行对于菌类、苔藓、蕨类等植物亦可广事搜罗。辱荷慨允，实可称为得人。
素稔贵校提倡科学不遗余力，兹逢吾国博物学空前之机会，度必群策群力，以玉成此盛举也。如荷赞同，请即赐复，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汇收为祷。另有办法数条，列于下方，统希裁察。[4]
由此函启可知胡先骕在美留期间，已参加当地学术团体。所云“吾有宝藏不知，自兴假手他人，宁非大辱”，则可见其爱国情怀。胡先骕所拟《缘起》，经校长郭秉文出面交涉，有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沈阳高等师范学校长孙其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长陈宝泉共同署名，向国内诸大学和主要中学发出《缘起》和《方法》。此再录《方法》诸条，以见其时人士如何谋事和行事。
一、人员：由南京高师学校教授胡先骕君会同助手二人、夫役八人偕行。
二、时间：自民国九年六七月起至十年十二月止。
三、经费：采集费平均每日约五元左右，连同其他杂用共约三千元。胡君月薪二百元，十八个月三千六百元；助手月薪三十元，二人十八个月一千零八十元，购买威尔逊采集之标本全份、照相机、显微镜及其他各种科学器具约二千元，共九千六百八十元，各学校加入后平均分认。
四、路程：由云南省城启程西行至大理，折而北行至丽江，再北折至藏边，乃南下至永昌、腾越、龙陵、缅宁、镇边，又北折至普洱，复东折至蒙自，开化、广南，再折往澄江，还至云南。复由云南至东川、昭通入四川叙州，溯岷江而上至嘉定，复至雅州、成都、东川、顺宁、重庆，沿江而下至宜昌返。
五、标本之分配：每种植物假定采取一百枚，以十校计算分配，各得十枚，如多采即须加增经费，临时再行酌定。
六、交款：每校所认经费可分四期缴纳。第一期款于赞成后一月内汇交，以便汇寄美国购买威氏标本及其他仪器；第二期款于九年阳历五月二十日以前汇交，以便胡君于六月初启程；第三期款于阳历十二月汇缴，第四期款于十年六月内汇缴。分期缴款数目，俟学校加入数决定后再行支配。[5]
从此《方法》可以获悉，胡先骕为采集，谋划已久，与美国威尔逊也取得联系，征询采集路线、野外设备，鉴定标本等，还拟购买威尔逊所采标本之照片。有教育界权威人士领衔倡导，且又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三十二所学校或机构积极响应，其中大学七所，中学二十四所及商务印书馆，参与数超出预期；而筹得经费共一万八千余元，也超出预期之一倍。具体情况如下：
本科有此次采集标本之动议，复经蔡孑民、郭秉文两先生之提倡，遂决用北大、北高、沈阳高师及本校四校名义发起，承河南农业专门学校、汉口民德大学、金陵大学、集美学校、北京女一高师、岭南大学、广东高师及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各出资一千元。中华博物学会、天津南开学校、上海第二师范、山东全省中学师范，计十六校，江西省立八中、福建第一师范、山西省立三中、云南省立二中、江苏省立通俗教育馆等各出资二百元。合成一万八千元。[6]
当筹备就绪，传来西南地区土匪猖獗，治安不靖，胡先骕再与威尔逊通函，获悉“浙赣湘粤闽黔等省之植物，欧美植物学家未尝采集，而浙赣距宁伊迩，尤易举事，乃决定在未赴川滇之前，先往浙赣。”于是在1920年夏，胡先骕与助教童金耀一同启程赴浙江采集。童金耀系上一年南高农科毕业留校，浙江萧山人，随胡先骕采集之后，不知何故，往嘉兴秀州中学任生物学教员，未能在植物学研究领域肆力。
浙江采集首途海门，自台州起经温、处、衢、严、杭、湖六府所属之地域，为期三阅月。胡先骕有《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连载于《学衡》杂志，记此三月之行程。该《游记》“前记”记录采集之缘起，抄录如下：
去岁秋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主任邹秉文君与余商酌大举采集中国植物，当以川滇处万山之中，气候温和而多变异，英人亨利（Dr. Augustine Henry）、威尔逊（Emeot H. Wilson)）、法人德拉卫（Abbe Delavay）先后采集植物至五六千种之多，若吾人能循彼三人之迹而采集之，其结果之佳良，当可不言而喻。邹君因属草一缘起、拟一办法，征求得北京大学，北京、沈阳两高等师范学校之同意，发起兹事。而赞成者有大学与专门学校七，中学二十四，商务印书馆亦愿赞助以观其成焉。嗣以川滇政局蜩螗沸羹，盗匪遍地，颇有戒心。而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院副院长威尔逊君来函，又云浙赣湘粤闽黔等省之植物，欧美植物学家未尝采集，而浙赣距宁伊迩，尤易举事，乃决定在未赴川滇之前，先往浙赣。
胡先骕《浙江采集植物游记》还有“后记”，简短记述采集之成绩，也抄录之：
此役历时三月，历水陆程三千余里，步行所经约一千六百余里。浙省东西名山，十探八九，而植物之探访，成绩亦有可观。新发见之植物已鉴定者，有Rubus Hui、Molinia Hui、 Palyporus Hui、Palyporus duroporus、Stereum sineuse、Daedalea sinensis数种，而柏树、红豆杉、猴欢喜、Scheufflera octaphylla、Angraecum falcatum、Habenaria miersiana、Arundine phillipii等植物之分布，亦极有研究之趣味者也。此行匆遽，且在夏秋之交，故采集之成绩，未为优美，他日当于春间重作汗漫游。取道山阴、四明、仙居、缙云、武康、宣平、云和、庆元、泰顺各邑，必更有未经发现之宝藏焉。[7]
行程之中，胡先骕作诗甚多，有《庚申夏六月天台记游》《北雁荡》《南雁荡杂诗即赠陈少文先生》（十二首）、《松阳道中望山家》《自松阳县至岱头》《朝发白岩》《自龙泉至江山杂诗》（十首）、《宿小九华山九华禅院》《建德》《梅树潭》等。
翌年初，农科之内设立生物系，关于生物系之设立，留待下节记述。春夏，胡先骕往江西采集，自南昌，往吉安，经赣州，而宁都、建昌、广信，共六府所属之地域。途中作诗不辍，有《新建西山见山矾朱藤为各赋一绝》《安福道中》《武功山》《自白云隘上岭至伯公坳》《崇义道中》《钟鼓岩》《玉石洞》《定南下历墟》《安远道中》《石口墟遇险纪事》《通天岩》《雩都道中》《南丰县》《南城道中》《贵溪道中》《武夷山歌》等。江西南昌为胡先骕故乡，还有两首忆旧之作，一为《女子桂英儿时为人弃于衢路为吾兄携归先慈抚为孙女聘诸刘姓偶过其家旧绪枨触书此赠之》，一为《过上堡故居房舍渐就颓败历循旧迹不觉客泪如霰也》。
江西采集返回南京未久，南高改组，扩充为东南大学，农科依旧，其下之各系也仍旧。胡先骕在浙江、江西两省所采标本有数千种之多，先后有部分标本寄予美国之雷德（A. Rehder）和德国之笛而士（Ludwig Diels），请两氏协助鉴定。雷德（1863-1949年）是阿诺德树木园著名园艺学家和植物分类学家，著有《栽培乔灌木手册》《栽培乔木与灌木文献》等名著；笛而士（1974-1945年）为世界著名之植物分类学家，曾长期任职于柏林植物园，并任园长二十余年。此后胡先骕在开辟中国植物学研究事业中，与其保持良好之学术关系。
江西采集结束后，农科有一则报道，其云：
《东南大学农科近况》：本科植物学教授胡步曾先生，受各大学公聘为浙赣川滇采集员后，即于去年夏间赴浙江采集，今年春间赴江西采集，先后共得显花植物一千四百种，菌类植物二三百种。去岁冬胡教授回校后，即将浙江所采集显花植物标本，分送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院与德国柏林植物院，所采菌类植物，则送美国罗依德植物研究所。今得德国柏林植物院笛而士复函云：所采之植物极有价值，即日代为鉴定。美国罗依德尤称所送往之菌类，据云为中国最佳之采集，中有数种为中国所特产，而此次初见者，有一种且名以胡君之姓云。今年采集标本，较去年尤多，珍奇数亦更多，现在整理，再分送美德二国云。[8]
江西采集竣事之后，当年8月暑期，胡先骕还拟赴安徽南部采集，为此南高致函安徽省教育厅，请下文拟经所属各县，届时予以保护。安徽省教育厅遂有《训令歙县等二十一县知事》：“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函派员赴池州等采集植物标本，请饬妥为接洽。”[9]此为安徽采集惟一记录，是否最终成行，则未知也。
历经艰险，费尽心血，自野外所获标本，自当珍视。胡先骕采集回到南京之后，即对所采植物自行鉴定，编成《浙江植物名录》，刊出时其有识语云：“采得蕨类植物、种子植物共五六百种，兹择其已鉴定有学名者，先编一名录，其详尽尚当俟之异日也。”胡先骕入门植物分类学未久，自知其所鉴定未必准确；何况其中还有新异之种，尚无学名。但是，胡先骕采取开放态度，请世界知名学者予以鉴定，而不是秘不示人。如此才能获得学识，与学界建立交流关系；而国外学者，对中国植物本有兴趣，现有人呈送标本请教，当乐于相助，也可丰富其之知识。
胡先骕在浙江所采之菌类，经美国罗依德鉴定，胡先骕于1921年11月发表《浙江菌类采集杂记》一文，其“题记”云：
客岁秋间，余赴浙江各属采集植物标本时，曾采得百余种菌类。就中以木质多孔菌（polyporaceae）占多数，另有一种为鸟巢菌（Nidulariaceae），两种Thelephoraceae，一种折菌（Agaricaceae）。当即送往美国菌学专家罗依德（C.G.Lloyd）鉴定。据其复函称，为我国最佳之采集，中有数种为吾国所特有，其一且赘以鄙人之姓焉。[10]
依照植物分类学规则，在命名新类群时，可将相关人名作为类群之名，以为纪念。这或者是胡先骕之姓首次出现在学名之中，故特加说明，且有自喜之意。该种学名为：Polyporus Huii Lloyd.。柏林植物园主任笛而士与副主任皮尔葛也很快鉴定出两种种子植物新种，且予以发表，一为Rubus hui Diels，一为Molliaia Hui Pilger. N. Sp，胡先骕也译成中文刊出。[11]
江西之行，所采植物之新种与新分布，为数亦多，于采集当年年底有《江西植物名录》，刊于《科学》杂志，第六卷第十一、十二期。胡先骕采集成果还有对植物地理学新发现，1936年，胡先骕在北平对《世界日报》记者讲述其浙赣采集之意义有云：
我最初研究植物分类学，是在二十年前，可以说是中国很早注意植物的一个人。民国元年我去美国留学，五年回来，我就在江西庐山森林场任副局长，后来邹秉文长南京高等师范，便邀我往该校，任农科教授。那时我在那里可以说是最年轻的教授。在民国八年，邹秉文要我们组织一所植物标本室，可是那时在中国，科学还没有萌芽，一切植物的采集，都是从头起始。我们于是就在浙赣等省去采集标本，经过几万里的路程。这次标本的采集在中国，是自己来采集的第一次。当时我们采集了东部与西部的植物标本很多，同时还认为光荣的，便是我们在当时附带的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什么是很重要的问题呢？在最初，中国无人注意植物问题，是不用说，就是西洋研究中国植物的人，他们亲来中国采集中国植物标本，也就只沿长江而上，最远以汉口为止。可是这条路中很少有植物标本可采，于是他们便误认为中国植物种类颇少，这是最初外人的观念。后来当然也还是很早，若干年有位亨利博士，他任职于宜昌海关，他便于公余之暇，以宜昌为起点，历云南等地，满载了标本而归，发现了无穷的新植物，继之还有法国教士，英人所被称为中国威尔士者，他们在四川等处的采集，于是他们便认为能代表中国丰富的植物。经国外人一再的不彻底的采集和研究的结果，于是便有一种认定，认定中国东部的植物与西部的植物，完全不同，并且认定东部并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植物。这是后来的外人的观念；但是经我们亲自采集植物标本时，就把外人的观念完全推翻了。我们发见，不但发现中国丰富的植物，并且西部的植物，东部也有。这种重要问题的解决，在植物分类学里，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贡献。[12]
其时，阿诺德树木园之佘坚特撰文论证东亚与北美植物之关联性，认为以前北冰洋很暖和，故一些植物种子漂流至北美，胡先骕将其《中美木本植物之比较》一文译成中文[13]；但是威尔逊却认为中国东部植物与西部植物完全没有关系，实是此前在中国东部植物未曾切实采集而得出之结论。胡先骕在浙江采得三合桃，贵州和云南都有，后又于四川、江西、福建、安徽、台湾一线均发现许多相似及相同之种，证明其间有一定关联。
此后，秦仁昌继续在中国东南诸省采集，再有佐证材料被发现。胡先骕赴哈佛大学留学，因所见标本和文献日多，对此更作深入研究。1926年第三次太平洋科学会议在日本举行，胡先骕提交《东南各省森林植物初步之特点》论文，即是继续观察之结果。三年之后，1929年第四次太平洋科学会议再爪哇举行，胡先骕提交论文为《东南各省森林植物继续之观察》，关于此，其云：
作者在1926年第三次太平洋学术会议发表东南各省森林植物初步之观察后，三年来对于苏、皖、浙三省之森林植物，知之益详，除发现永瓣藤（Monimopetaium chinense）、杰克木（Sinojackia xylocarpa）两新属新种及其他多种外，作者更将浙皖两省木本植物详为统计，察得在浙江已知之650种木本植物中，有110种为中国南部特有者，110种为中国西部特有者；在安徽已知之500种木本植物中，30种为中国南部特有者，140种为中国西部所特有者，浙皖两省木本植物与中国西部所有者相同至如此之多，可见作者最初主张中国东西部植物无显著之区别之学说，益可信也。[14]
胡先骕所作之研究，将中国西部植物与东部植物相关联，而东亚与北美有相关联，其后有学者在此之上，提出云南为植物起源中心之理论，且不断得到植物地理学之印证。
简略梳理至此，还是回到源头，其肇始源于胡先骕开展浙赣植物之采集，以野外考察为基础。其后，胡先骕在中国植物学许多领域作出开创性贡献，但其采集似乎被历史淡忘，甚至有人言，胡先骕没有野外工作经验，实是历史被隔膜。钟观光之采集，因是国人第一次大规模采集，被大书特书，但其学术意义远没有胡先骕采集意义之大，故而胡先骕在接受《世界日报》记者采访时，云其为中国植物采集第一人，并非自吹自擂。
胡先骕赴浙赣采集，对其个人之学术意思则更为重大。此乃其学术生涯第一次尝试，从筹备、组织、研究等一系列事宜，均周密审慎，才导致成功；而只有成功，才有1921年在农科组建生物系，并任主任；才有1922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创建，并任植物部主任；才有1923年再次赴美留学，因而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此与采集成功均有直接关联。
但凡人世事业之成功，需诚实守信，方可发扬光大，行之久远，留下英名。胡先骕能开辟中国植物学研究事业，其之始即诚守信用，也是不可或缺之原因。南高农科发起由胡先骕采集植物标本，自各校共募集资金1.8万元，应是不小之款。作为回报，所采标本将按出资多少予以分配于各校。胡先骕浙赣之行所费也仅2千多元。两省采集之后，余款尚多。而1921年胡先骕获得再次赴美留学机会，在办理出国相关手续时，于十月间有致函校长郭秉文，申请留学期间继续得到薪酬，以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在陈述理由中，屡述其致力于植物研究及植物采集诸事，函文如下：
鸿声校长惠鉴：
暌违半载，寤寐怀思。兹有启者，弟赴美研究植物一事，教育部已核准，行期约在明年一月，将径赴哈佛大学，着手为编纂植物图志之准备。诸事行将就绪，本不必多渎清听。独是弟家本清贫，虽在社会服务五年，仍无积蓄，且债负在三千金以上。若校中以弟远出就学，不能继续照与原薪，必不足以维持生活，然弟非敢故作逾分之请也。须知弟昔者既学成归国，对于所从事之学术，环顾国内，殊不逊人。即在校中试教两年，同事及学生亦无异议。苟但抱糊口之目的，则不但不必再赴美研究，且不必仆仆道途，备历艰苦，为此采集标本之事也。惟以农科同人，素以研究为主旨，艰苦为精神。故不以教授为足，而必采集；不以采集为足，仍须研究。庶学术经验，得以日进。不但他日施教学生信能得益，且足为吾国科学界开一新纪元也。一年以来，采得显花植物标本一千四百种、六万余枚，菌类植物一二百种，其中新发现的种类甚多。就中菌类云，以中国名者五六，以弟之姓名者且有一焉。且弟持身素俭而耐劳，去年徒步一千六百余里，今年徒步三千五百余里。菲衣恶食，与挑夫等。辨色而起，宵深始寝。两年盛夏，未得安息。今春跋涉大雨中者几两月。以如是节俭之故，去年三月仅用七百余元，今年四个月用一千余元。苟易他人，所费至少必将倍之也。弟之如是自苦者，一为学校惜费，二亦将以自表其忠忱耳。故弟甚望先生能录其劳，俾在此两年研究期中，仍与以在校之待遇。则返国之后，仍当秉此精神，为校尽力。在君子本以自伐为羞耻，然不得不以所经历奉告者，则以校中昔日待遇教员政策，尝有不循资序、不顾劳绩，但以供给需求为标准之事。且先生在校时少，弟之为人及其尽力之情形，或不能尽悉。而他科教员甚有以农科教员教授时间甚少，较他人为逸豫之语入告者，故不得不自白也。若校中必惜此区区者，则此两年内家庭生活，亦必自行设法以维持之。惟他日能否永为南大□力（引者注：此有一字无法辨识），则不能预定矣。即以供给需求之律相绳，则虽若弟之驽劣，中国现时亦自不多也。
专此布悃，顺颂
尘安
弟胡先骕拜十月十七日[15]
胡先骕申请留薪，郭秉文回函只能请其与学校行政当局按校方有关规程办理。其后学校仅能发得部分薪津，胡先骕又向江西省教育厅申请获得部分官费，才算解决。而对胡先骕未完之采集事，郭秉文则有嘱咐，云“采集植物标本一事，系与各校及其他机关□全办理（引者注：此有一字无法辨识）。各处汇款来讯，每询是项标本何时可以寄去。务请执事赴美以前，将此事结束妥善，以便通告关系各处，慰其悬望，以全信用，无任盼幸。”[16]当初筹款，郭秉文曾予以助力，故知其中一二，此也关系学校和其本人之信誉。
此时，胡先骕已开始向各校分寄所采标本，对于未尽之事委托同仁钱崇澍办理。郭秉文后致函北京大学，说明情况：
两次所采植物计共一千四百余种，中间珍异之品，为数颇多，其余闽湘桂粤皖诸省，本拟续行前往，依次搜采，现因胡君将于本年夏间前赴美国研究，不得不暂时中止，至已经采集各标本学名，除前年所采者已送往德美两国分类专家鉴定，去年新采者由胡君鉴定约百种，由德国柏林植物院院长笛而士鉴定约五十余种外，其余各种胡君拟于夏间赴美时亲自携往美国，会同专家鉴定。植物学名事本至难，欧美植物学家毕生从事于此者，亦往往不能遽下断语。胡君研究植物虽已有年，然为格外慎重起见，不得不以一己之所知更与世界植物专家互相印证，如是虽稍费时间，而所定学名精审正确，不致贻误学者，则结果之良，似与草率从事者，实未可同日而语。兹将已鉴定学名各植物，另附鉴定名表及制作标本方法，先行寄上，请即粘制珍藏，余俟鉴定后，陆续寄奉，至祈鉴谅。
胡君为人艰苦卓绝，此次赴美研究，期以二年，于植物一学，必殚思竭虑，研究益深，渠对于采集西南植物一事，现定于回国以后，继续进行，用完各校委托责任。在赴美期内，关于标本事务归敝校农科教授钱君崇澍管理，再敝校农科前属南京高等师范，故关于此函件，由南高署名，自十年九月起南高农科改属敝校，故关于此事函件由敝校具名。[17]
胡先骕赴美后延至1923年夏始得成行，在此之前，农科生物系已聘秦仁昌为植物采集员，继续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地采集；钱崇澍、陈焕镛、秦仁昌赴湖北宜昌采集一月，所得标本均继续分送于各校。至于标本鉴定，胡先骕在哈佛留学两年，撰写博士论文《中国植物志属》，其研究材料即包含浙赣所采标本；另将此前《浙江植物名录》予以增订，并修改错误，重新发表。至于往中国西南采集，则待其哈佛回来之后，再重新组织，此为后话，在此不表。
胡先骕之于威尔逊，自后还有交往，惜未曾发现其间来往书信。余等编辑《胡先骕全集》，在中科院植物所、美国阿诺德树木园等机构获得胡先骕与西方学者来往书信甚多，但未有一通与威尔逊者，很是遗憾。1923年胡先骕往哈佛大学留学，威尔逊时任阿诺德树木园副主任，彼此一定有深入交谈。1929年威尔逊出版《中国——园林之母》，胡先骕获得一册，此书激励不少中国植物采集家，如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之蔡希陶、王启无、俞德浚等均曾拜读受益。1952年胡先骕将此书送给胡启明，嘱其学习，若有可能将来译成中文。待2015年，胡启明已是晚年，没有研究任务，才将其翻译出版。威尔逊于1930年不幸因意外车祸去世，胡先骕嘱唐进将阿诺德标本室主任雷德（Alfred Rehder）所写《威尔逊氏传略》译出，刊于《科学》1933年第七期。
参考文献：
[1]胡先骕译：中国西部植物志，《科学》第三卷第十期，1917年。
[2]《胡先骕先生在本校科学社演词》，《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6期，1929年。
[3]《张元济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58页。
[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金陵大学档案，六四九（2142）。
[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金陵大学档案，六四九（2142）。
[6]邹秉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八年度报告，《江苏实业月志》第18期，1920年。
[7]张大为等编：《胡先骕文存》下卷，自印本，1990年，第180页。
[8]《农学丛刊》1卷2期，1924年。
[9]《安徽教育月刊》第44期，1921年。
[10]胡先骕：浙江菌类采集杂记，《科学》第六卷第十一期，1921年。
[11]胡先骕：浙江新发见之两种植物，《科学》第七卷第六期，1922年。
[12]《世界日报》记者采访胡先骕报道，连载于该报1936年8月。
[13]佘坚特原著，胡先骕翻译：中美木本植物之比较，《科学》第五卷第五、六期，1919年。
[14]胡先骕：第四次太平洋科学会议植物组之经过及植物机关之观察，《科学》第十四卷第五期，1930年。
[15]胡先骕致郭秉文函，1921年10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中央大学档案。牛力先生提供。
[16]郭秉文复胡先骕函，1921年10月19日，同上。
[17]郭秉文致北京大学，1922年1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第959号，1921年2月16日。
作者简介
胡宗刚，江西九江人，生于1962年，现为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研究馆员。自1997年开始从事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史研究，出版相关著作十余部，代表作有《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不该遗忘的胡先骕》《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五十年》《中国植物志编纂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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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胡宗纲
编辑 / 李宇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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