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高设立生物学系
南高发展至1921年春，各科所属各学科大致均聘有几位教授，乃将门改设为系。农科之下设农艺、园艺、畜牧、病虫害、农产制造、蚕桑、生物等七系，其中生物系为新设。之所以设置生物系，显然是在胡先骕、秉志主持下，生物学教学、动植物标本采集及研究初具声誉，而生物学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此为国立大学第一个生物系，其时国内教会大学如苏州东吴大学已设生物系，而广州岭南大学、南京金陵大学也已开展动植物学研究，但其主持者多为外籍人士，或许他们仅是职业兴趣，专注于自己所涉及小范围之研究，而没有如胡先骕、秉志具有民族情怀，以开拓中国生物学事业为毕生志向，故在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研究规模均未有如南高东大高瞻远瞩、系统谋划，故南高东大生物系历史意义远高于其他各校。一般而言，生物学属纯粹科学，应归于理科。而在南高时期，或者尊重现实，顺势将生物系纳入农科；南高改组为东南大学后，生物系仍设于农科，此时据胡先骕言是理科主任不愿接纳胡先骕、秉志等人，使得生物系仍设于农科。1925年为了获得更多经费，生物系分为植物学系和动物学系，1927年东南大学步入中央大学，动植两系又合并为生物系，而并入理学院。
生物系成立伊始，按农科组织规程，设主任一人，公推秉志担任。系中人员有教授、教员、技师、助教若干人，主持全系之教务。生物系成立两年后，其设备、人员如下：
有实验室一、动植物标本室各一、温室一，仪器则有新式显微镜四十架，扩大镜三十架、双管显微镜、映画镜、自动切片机、徒手切片机，以及植物生理学需用之仪器如光合作用试验器、呼吸试验器、发酵试验器等亦已购备，聊可敷用。本系现有教授五人、教员一人、助教五人，现共有学程五十七种。[1]
生物系设备仅“聊可敷用”，说明初创时期，经费拮据，仪器尚为简陋，或者不及其他各系；但生物系教授却多于其他各系，其他各系教授仅二三位，生物系却有五人之多。秉志、胡先骕乃是正真科学研究之践行者，自然吸引同好之跟随者，先后加入教授行列有陈桢、陈焕镛、钱崇澍等，此分别简述其生平：
钱崇澍（1883-1965年），字雨农，浙江海宁人。1909年南洋公学毕业，后往唐山路矿学堂学习工程。1910年考取公费留美，1914年入伊利诺斯理学院，1915年转入哈佛大学学习植物分类，1916年回国毕业。留美之时，在美刊发关于植物生理学、植物分类学论文，此为中国近现代植物学史第一人，有人将此作为近现代植物学史之起点。同年回国，先后任教于南京甲种农业学校、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北京高等农业学校、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其在东南大学生物系在1920至1922年。1928年再来南京，任科学社生物所植物部主任。抗战时期主持迁至重庆北碚之生物研究所。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所长，生物学部委员。钱崇澍在东大二年，留下记录不多，在农科出版刊物中，除与胡先骕、邹秉文合著《高等植物学》外，仅见其在自然科学研究会讲演词“对于生物有害物质之相消性”，由弟子尤其伟记录整理。所谓“相消性Antagonism者，谓某物质足以致毒于生物，但加入另一物质，则某种物质即不现其毒性”，由此可知钱崇澍在东大或者讲授植物生理学。
陈焕镛（1890-1971年），字文龙，号韶钟，广东新会人。其父为有清驻古巴领事馆领事，在古巴娶西班牙裔女士为妾，即为陈焕镛之母，故陈焕镛有西人面相。1909年陈焕镛十四岁赴美就学，中学毕业之后，入马萨诸塞州立农学院, 习森林学和昆虫学。1912年，转入纽约州立Syracuse大学森林学院，继续深造，1915年陈焕镛毕业，获学士学位，随后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19年毕业。毕业之后即回国，翌年春前往海南岛采集植物，深入五指山，10月染上一种热带高热病，被人以担架抬出大山，不得不终止工作，而赴上海治疗。陈焕镛系海南植物采集第一人，其标本学术价值甚高。
陈焕镛在上海养病末期，其姐丈金陵大学林学教授凌道扬介绍其来南京，接替其在金大教职。陈焕镛在金大不到一年，因不能忍受金大农学院院长美国人芮思娄（J. H. Reisner）对中国同事傲慢态度，与美籍植物学教授史德蔚相处也不恰，因而辞职，转而应胡先骕之邀，至东南大学生物系任教。胡先骕晚年云：“陈焕镛和我有密切关系，我在东南大学教书，他在金陵大学教书，其与金大生物系主任Stward关系不好，我任东南大学生物系主任，建议把他聘过来与秉志、陈桢、钱崇澍一起办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他在金大工资低，东南大学我给的工资高。后我到美国去，是他介绍去的。”[2]
陈焕镛来东大时间在1922年，此时东大学生有张宗汉者，曾听陈焕镛课，后为生理学家，对于老师授课有回忆云：
陈焕镛以树木学专家出名，我读过他的两门课，听过一个关于海南岛植物调查报告。他讲中国话很慢，也杂以几个英文字，易懂，有时引人发笑，有时也很严肃，对树木学有实际知识，对过去外国人到中国来采集的工作很熟悉，师生都很欢喜他。不过也有一些情况使人感到他不老实，喜欢弄花枪，自显神通，但是我们学生还是敬重他，把他和秉志、钱崇澍、胡先骕等老前辈并列看待。[3]
陈焕镛虽有西方人血统，与金大西方人却难相处，但深受中国学生欢迎，到东大后也促使几位优秀学生转学到东大，有陈封怀、张肇骞等，秦仁昌虽然仍就读于金大，但也到东大兼职任陈焕镛助教，后被东大生物系聘为植物标本采集员。陈焕镛来南京时，其在海南所采标本，存放于其家族在上海码头仓库中，准备运往美国阿诺德树木园，以答谢该园资助赴海南采集之经费。其入东大后，检出一份赠与生物系标本室，有二千余种。后其在上海标本不慎失火被毁，幸为可惜，而赠与东大之标本，也在1924年口字楼失火中被毁，至此陈焕镛海南所采标本几乎无存。1928年陈焕镛往中山大学，依托中山大学农学院创办农林植物研究所，此后一直主持该所。1954年该所改隶于中国科学院，名之为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陈焕镛仍任所长。1955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
陈桢（1894-1957年），字席山，别号协三，江苏邗江人。1913年就学于中国公学预科，次年考入金陵大学农林科，1918年毕业，获农学士学位，留校任助教。1919年考取清华学校，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动物系，1920年获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任东南大学生物系教授。
陈桢入东南大学时，科学社生物所已成立，其研究在研究所内进行，研究内容为金鱼之遗传；其在东大主要开设动物学、生物学、优生学、细胞学等课程。1924年将讲授生物学讲义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名之为《普通生物学》。其时，中文关于生物学教科书或通论已有几部，但陈桢认为：“还没有一本中文书论到生物界的普遍现象，介绍关于原生质、生殖、遗传、天演等各种学说，并且举出这些学说的科学证据和最近状况。”[4]由此可知此前关于动物学著作，尚不是从事动物学研究者所写，故与此学有隔膜之处，有些甚至成为玄学，陈桢之作，将中国动物学纳入与西方同步话语体系，有首创之功。胡先骕、秉志倡导生物学本土化，也在于此。陈桢在该书自序最后一段为致谢之语，录之在此，以见东大生物系情形：
金陵大学徐仲迪先生曾经看过本书初稿的一部，赐予著者许多有价值的匡正。东南大学张震东先生曾经帮助著者任绘图，编英华名词对照表等重要工作，使著者节省很多心力。著者很感谢徐先生和张先生。秉农山教授曾经阅读过本书最后稿的全部，赐给著者许多极为重要的教正，著者特地在此对秉博士表示极诚敬的感谢。[5]
关于陈桢其人授课方式，当其在清华大学时，该校出版之杂志曾刊载一则描述，为受业学生所写，甚为生动，此当也适合陈桢在东南大学讲课时之风采，录之于下：
陈桢其人授课方式，当其在清华大学时，该校出版之杂志曾刊载一则描述，为受业学生所写，甚为生动，此当也适合陈桢在东南大学讲课时之风采，录之于下：
陈先生为人很和蔼可亲，对于学生尤能循循善诱，他常和同学讨论金鱼的遗传，当他告诉你这个性质是显性，那个性质是隐性时，他总是谈得津津有味的。
因为是胖的缘故，陈先生的肚子长得很大，他每回进课堂的时候，总是他的肚子摇摇摆摆的先进来，然后跟着是他的脚踏进课堂。
当每一讲演完毕时，陈先生常问同学有什么问题要问，在这静寂一刹间，下课铃好像知道没有人要问而接着就响了。这是每次上陈先生的课我们会感到的。[6]
陈桢1925年任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1926年回东南大学任教，兼动物系主任。其最终还是在清华任教，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动物研究室，陈桢任室主任；后研究室扩建成研究所，则继任所长。
在东大农科生物系成立两年余，农科发行《农学杂志》，每期刊载所属各系情况，其中第四期登载一则“生物系数年来之事业”，其云：
生物系脱胎于高等师范农业专修科植物学之一门。最初担任此一门功课者，为邹君秉文，嗣由胡君步曾担任教授，至今有教授五人，助教四人。数年之成绩，约分教课、研究及著述三项。教课方面：自民国八年以前，农业专修科之修业期仅三年，以教员不敷分配，只教授普通实用学程。民国十一年改组为大学农科，人才经济，又较为充裕，该系乃分为动物、植物两部，学程增至五十七门之多。研究方面：自胡步曾教授率同助教赴浙赣各省采集标本三万份，继又由钱雨农、陈焕镛两教授赴宜昌一带，采集三月，亦得千有余种。今年夏文德博士与傅志章先生往东三省采集数百种，足敷教课及研究之用。又秉农山博士偕助教数人，往山东烟台、威海、龙口、登州一带，采集海产动物极多，现方从事审定，一旦结束，将刊为报告，以飨国内学者。著述方面：有邹秉文、胡步曾、钱雨农三教授所著之《植物学》、陈焕镛教授所著之《中国树木学》现已出版，内容极有价值。陈席山教授所著之《普通生物学》、孙稚荪教授所著之《标本制造法》均脱稿未刊。秉农山所著之《动物学》教科书，尚未完竣云。[7]
上文所举生物系成立二年余其研究诸事，除胡先骕在浙赣采集植物，秉志在东南沿海采集动物前已有记外，此就其他稍加记述如下：
一．钱崇澍、陈焕镛、秦仁昌赴湖北宜昌采集植物标本：1922年春陈焕镛接前海口海关之英人包尔林来函，谓其已自海口调至湖北宜昌海关税务司，嘱有机会可到湖北采集，并允给予帮助和招待。自从海南岛标本被烧毁后，陈焕镛已心灰意冷，准备放弃这项事业，包尔林来函，又激起兴致。于是在学校有限支持下，于7月间，组织采集队赴湖北采集，以钱崇澍为队长，成员有陈焕镛、秦仁昌和黄宗组成，因经费只有500元，只能作一月之短期采集。此次采集系作为胡先骕先前筹得经费而未完成采集任务之继续，其经费亦在胡先骕所筹集经费中支出。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各人所采先作分工，钱崇澍专采草本，陈焕镛专采木本，秦仁昌、黄宗作为助手跟随其后。到达宜昌后，先下榻在包尔林处，再由其请到曾为英国人威尔逊（E. H. Wilson）在湖北西部采集作向导的老姚，遂沿着威尔逊采集路线，采集其所发现而国内尚未有之标本种类。采集队经兴山、神农架东侧到达巴东，最高采集地点到达海拔3000公尺之新店子，采得近千号标本，每号至少10份。该些标本能按照佘坚特主编《威尔逊植物》鉴定者，即自行鉴定，而不能鉴定者，草本寄往哈佛大学格雷标本馆，木本则寄往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以作为陈焕镛海南岛采集工作失败之补偿。关于此行，秦仁昌在1966年3月25日曾说：“1922年我和钱老、陈老一起去湖北采集标本，需要600元路费，哪里有？校方设法凑到500元，回来时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回不了家，后来见到英国轮船，就连人带标本往上爬，经过陈老和船长说情，才回了家。” 因为陈焕镛之面相，易与英人沟通，故得同情。此亦中国植物采集史中的一则逸话，值得记载。[8]但前述胡先骕率队在浙江采集三月，所费700余元，而此行为时一月，500元却不敷，此系何故，不得而知矣。
二．胡先骕、邹秉文、钱崇澍、合著《高等植物学》：其时植物学教学水平不高，与没有适合中国国情之教材大有关系，或者在生物系成立之前，胡先骕与邹秉文即已开始着手编写，待1920年钱崇澍来校，遂加入其中。此乃中国现代植物学教学第一部大学教科书，虽参考西方及日文多种植物学教科书，于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该书之通论和分类两章内容比较新颖，一改过去沿用日本教科书之编著体例，首先将形态结构与生理功能融为一体，避免支离破碎之毛病；分类则根据生物进化之原理，由简单低等类群逐渐到高等复杂类群。胡先骕还凭借其对汉语语言文字之修养，改正了原先移用不当的日文术语，如将“隐花植物”更正为“孢子植物”，“显花植物”正为“种子植物”，“藓苔植物”改为“苔藓植物”，“羊齿植物”改为“蕨类植物”等等，这些更正后被沿用到现在。邹秉文负责植物病理学部分，钱崇澍负责植物生理、生态部分。
三．陈焕镛出版《中国经济树木》（Chinese Economic Trees）：该书撰写起始于陈焕镛在哈佛留学之时，在导师杰克（J. G. Jack）指导下选择中国经济树木作为研究对象。其时关于中国植物研究论文甚多，用不同文种发表在各国期刊上，将这些已发表的植物种类综述在一部书中，由于过于庞杂，不是短时间可以竣事，陈焕镛乃选择其中经济树木，缩小范围，且致力于农林应用，为生产服务。即其内容不仅有分类学描述，还有特征和用途等之说明。但此书在陈焕镛离开美国时，尚未完稿。待其回国在海南岛采集之后，在金陵大学任教时讲授中国经济树木学，通过一年讲授和修订，于1921年7月将此专著杀青，交商务印书馆于1922年出版。出版之时，作者已移砚至东南大学，故东南大学农科简讯予以报道，但书中所署作者服务机构仍然是金陵大学农林科。不过，陈焕镛在东大依然讲授森林学，以此书为教材。
陈焕镛在东大农科还兼任试验林场主任。1923年7月农科聘请美国昆虫学家文德为教授来华，陈焕镛与文德及试验林场技师傅焕光一同前往大通、九华山、黄山等处调查森林及昆虫，并采集标本，为时二周而返。[9]
生物系除教授以外，还有教员一人，此乃秦仁昌。在胡先骕赴美之前，1922年聘请秦仁昌继续采集植物标本，前已有述。1923年美国地理学会吴立森（F. R. Wulsin）来华赴中国甘肃进行科学调查，要求一位懂英文之中国植物采集员参与，经胡先骕、陈焕镛推荐，秦仁昌加入该队赴甘肃工作，为时约一年。1924年因口字楼失火，标本全部被毁，秦仁昌往浙江继续采集，后又往安徽采集，所得标本甚多。生物系还有助教多人，也值得一记，但未见完整记录，仅列1923年前后助教名单如下：曾省、孙宗彭、童金耀、王家楫、喻兆琦、龚启鎏等。总之，其时现代科学在中国刚刚诞生，各大学纷纷设立生物系，导致研究人员频繁更换供职机构，没有相对稳定性。东大生物系人员，亦更换频繁，此略而不述。
参考文献：
[1]《国立东南大学农科六年间概况》，农科报告第二册，1923年5月。
[2]胡先骕：关于陈焕镛证明材料，1968年，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档案。
[3]张宗汉：对于陈焕镛的一些回忆，1968年6月8日，华南植物园档案室藏陈焕镛档案。
[4]陈桢：《普通生物学》序，《动物学》，商务印书馆，1924年。
[5]同上。
[6]陈桢席山，《清华暑期周刊》，1934年第八期。
[7]农科新闻汇志，《农学杂志》1923年第四期。
[8]胡宗刚：《华南植物研究所早期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
[9]东大农科教授赴皖，《时事新报》1923年7月6日。
作者简介
胡宗刚，江西九江人，生于1962年，现为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研究馆员。自1997年开始从事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史研究，出版相关著作十余部，代表作有《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不该遗忘的胡先骕》《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五十年》《中国植物志编纂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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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胡宗纲
编辑 / 李赛熙
责编 / 陈丽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