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科学刊物——《科学》创刊，树起了“传播科学，求真致用”的旗帜。生科百年，一大批科学工作者前赴后继、生生不息，在生命科学领域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不朽业绩。正值我院百年华诞，特推出院庆专辑“大师云集熠熠生辉”系列主题推送，讲述我国近现代生命科学史上风云人物的传奇人生和光辉成就，怀仰止之心领略一代大师风采，扬生科百年荣耀，书生科百年辉煌。

罗宗洛先生

罗宗洛(1898.8.2-1978.10.26)，植物生理学家。浙江黄岩人。他通晓日、英、俄、德等国文字，毕生从事植物生理学研究和教学，是中国植物生理学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1930年获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部博士学位。1930年，罗宗洛学成归国，先后任广州中山大学理学院生物学系教授、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学理学院教授。1933年起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为培养我国生物学人才殚精竭虑，尽心尽力，贡献卓著。1948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他是中国植物生理学创始人之一。早年研究氢离子浓度对细胞原生质胶体性质的影响植物对铵态氮和硝态氮的吸收及各种金属离子对植物吸收铵离子、硝酸根离子的影响研究，发展了植物氮素营养生理的研究领域进行了植物组织培养、微量元素、生长素的研究水分生理、抗性生理、辐射生理的研究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参加苏北沿海盐渍对造林的影响、西北地区干旱与盐渍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华南橡胶树北移问题的考察研究，解决了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他在中央大学任教的7年间创设了植物生理研究室，从事植物组织培养研究和教学。科研教学工作外，他翻译出版了日本池野成一郎60万字的巨著《植物系统学》。

 纪念罗宗洛老师（节选）

沈善炯  著

1978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下午，确切日期我记不得了，我到中山医院住院部看望罗先生。那时罗先生已病重，但神志犹清。我告诉他，我将去美国参加加州理工学院纪念摩尔根建立生物系50周年的学术会议，特来向他辞行。临别时，罗先生还伸手和我握别，要我“保重身体”。岂知从此永诀。当我27日晚上在北京招待所时，接到植生所办公室给我的电话，谓罗先生已于26日逝世。得此噩耗，使我悲从中来，彻夜未曾好眠。时光茬荐，不觉20年了。追溯往事，犹历历如在昨日。

我知道罗先生的名字远在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那时我是流亡学生，借读于广西柳州的广西大学农学院，得识在农学院任教的于景让先生。于先生留学日本时曾是当代杰出的细胞遗传学家木原均的学生，而木原均又是罗先生留日时的同学。于先生每提起罗先生时，总佩服其治学与为人，因此，使我在未见先生时已留下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在昆明西南联大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工作，因对遗传学有兴趣就想起于景让先生。1945年，我的恩师张景钺先生将我推荐介绍给新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的罗宗洛先生，说明我对遗传学有志趣，想从于景让先生学。因为我一直认为于先生此时必在罗先生处工作。不久我得到罗先生的亲笔回信，说于先生即将来植物研究所，欢迎我参加他们的工作。他对青年人热情关怀之情，跃然纸上，我深受感动。于是决定去中央研究院。

是年夏季我去重庆，再搭船至北碚，找到位于金刚碑的一个小山坡上的新成立的植物研究所。虽然该所成立不久，没有什么研究设备，实验工作无法开展，但罗先生和他的学生坚持每周举行学术论文讨论会，大家都在用功读书，很少闲聊，保持一个好的学术气氛。不久抗战胜利，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罗先生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接收台湾大学。我记得罗先生到台湾后，曾寄信给植物研究所的同仁，谈到他在台湾大学向该校师生的讲话。他希望台大回归祖国后，要建设成为一个高水平的最高学府。罗先生的言行始终书生本色，为国尽瘁。后来他不愿意涉足政界，坚辞台湾大学校长职务而再回到北碚。

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我得北京大学生物系吴素萱先生信，谓我师张景钺先生从美国来信要我返北大工作。我商得罗先生同意，返回北大。记得约在1947年春，罗先生再被国民党政府当局任命去东北长春，接收日本占领时建立的大陆科学院。他写信给我说要来北京，要我到中央研究院的招待所去看他。于是我按地址找到罗先生。罗先生对他的责任非常郑重。他多次对我说，他要认真去接收这个研究单位，使它完整地回归我国。他拒绝与一切“显要”往来。他和我走到长安街当时所谓“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京行辕”的大门口，将南京政府介绍他去见李宗仁的信投给一个门卫，一走了之。去长春之前在北京的几天，我曾陪他去清华大学访问戴芳澜和汤佩松先生。他关心的是战后我国生物科学事业的重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罗先生拒绝国民党政府要他赴台湾工作的邀请，决心在上海开展植物生理学研究。他网罗人才，兼容并包，邀请在北京的汤佩松先生等南来一起工作。罗先生的为人，胸襟坦荡，爱憎分明。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他直陈己意，不说假话。他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曾说过植物生理学是农学的重要基础学科之一，但不能代替农学。

在大跃进的年代，他力排众议，指出水稻高产每亩万斤是谎言。但他的这些中肯之言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在“文革”后期，大家都在高呼“开门办所就是好”的时候，一次罗先生和我从岳阳路步行到枫林路植生所，在路上他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我很担心啊！这样下去中国的科学怎么办？”经过了疾风暴雨，蒙受了诬蔑和委屈，但先生不计个人恩怨，担忧的仍是我国的科学事业和国家的安危！

1978年，肃清“四人帮”后的第二年，罗先生由罗师母陪同出席全国科学大会。他虽年迈体弱，但显得分外精神。他感慨地表示：科学的春天又降临在中国大地，但自己年纪老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罗先生的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纪念罗先生，使我想起这样一句话：历史似乎常常忘记那些对世俗满口“颂词”之人，却偏偏记住那些出言“逆耳”而切中时弊之人。罗先生就是属于后者。我们将永远纪念这位为我国科学事业而奉献一生的科学家。